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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能移民到发达国家，那就到浙江去”。
今年3月，一个在欧洲的浙江人发了个帖子，引发热烈讨论。
对于这一说法，全国各地的网友均表示认同。主要是因为浙江似乎太有钱了，给了外地人无限的想象空间。2023年浙江常住人口增量全国第一。
虽然浙江的GDP总量不如广东、江苏和山东，但要是比一比老百姓的钱袋子，广东人、江苏人和山东人都会给浙江人竖大拇指。
根据各地统计数据，浙江11地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全部位列全国前50名。广东、江苏和山东都没完成这个目标。
浙江最“穷”的两座城市（衢州和丽水）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了47000元，比重庆（37593元）、西安（42818元）、郑州（43788元）等大城市还要“富”。
再来看看农村的生活，2023年嘉兴和湖州市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9643元和47455元，居然比北京（37358元）和上海（42988元）还要高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像衢州、丽水、嘉兴、湖州这样的普通地级市，是如何在民间财富维度上，超越一些省会乃至直辖市的？
最富的山区城市在浙江
一般来说，地形崎岖又没有矿产的城市都发展得不太好，农业落后，工商业也不发达，往往是扶贫对象。
电视上每次播出“希望小学”“爱心医院”“下乡支教”“深度扶贫”“整村搬迁”等公益项目，画面背景往往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。
哪怕坐落于有港口和贸易优势的沿海省份，那些不靠海、山多、平原少的城市，也很难支棱起来。辽宁的朝阳、抚顺，河北的承德、张家口，福建的南平，广东的河源、梅州、韶关、云浮、清远，都是有名的“东部欠发达城市”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都没有达到全国平均线。
在大家的刻板印象中，“丘陵山区”是可以和“贫穷落后”划等号的。
但是，浙江却凭一己之力打破了这个魔咒。丘陵山区占比超过85%的衢州和丽水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比郑州等平原型大城市还要高。
截至2023年底，人口只有230万的衢州，居然诞生17家上市公司，算下来，每13.5万人就拥有1家上市公司。这个上市公司密度，比郑州（每35万人有一家上市公司）、石家庄（每48.8万人有一家上市公司）等平原型省会高得多。
2023年，衢州市税收收入为154.62亿元，人均创造税收6731元。而同年，河南周口的税收收入为136.35亿元，人均创造税收为1573元。算下来，衢州人均创税是周口的4.2倍。
衢州和丽水下面的小兄弟，经济水平也不差，日子过得很殷实。
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，衢州市管辖的柯城区、开化县、龙游县，丽水市管辖的1区（莲都）7县（青田、缙云、遂昌、松阳、云和、庆元、景宁）1县市（龙泉），平均房价都超过了12000元/平方米。
而像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，有9个区县上了中国房价信息网，其中有7个平均房价不到1万元/平方米，阿城区的均价甚至低于5000元。
这从侧面证明，衢州和丽水的购房意愿和购房能力，居然比省会城市还要高。“民富浙江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既没有海港、又不沿边的衢州市，居然还是外贸大市。2023年，衢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715.81亿元。同年，湛江、汕头、秦皇岛等海港城市的进出口总额也才701.6、639.9、423.7亿元。
内陆山区城市的进出口贸易，居然做得比海港城市还要大，衢州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。
真没想到，浙江的深山老林里居然藏了两只金光闪闪的“聚宝盆”。
浙江人不但擅长在山洼洼里建现代都市，更懂得如何在原野上打造富裕乡村。嘉兴和湖州的农民，居然比上海农民更有钱。
最富的农村在浙江
在讲嘉兴和湖州的农村之前，我先给大家看几张图。
下图中的郁金香公园，不在欧洲荷兰，而在浙江嘉兴。
下图中的樱花园，不在日本东京，而在浙江海宁。
下图中的别墅群，不在美国，而在浙江桐乡（由嘉兴市代管）。
下图中带有停机坪的别墅，不在美国加州，而在浙江海宁（由嘉兴市代管）。
下图的联排别墅，不在欧洲大陆，而在浙江德清（由湖州市管辖）。
下面这个美丽的艺术庄，不在美国，而在嘉兴市南湖区。
下面这个充满现代感的村庄，不在德国、西班牙，而在嘉兴市秀洲区。
看完这些图片，你就更能体会浙江农村的富裕度了。数据也能证明，去年嘉兴市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5万元，位居全国第一。
问题来了，嘉兴农民是如何获得这么高的收入的？
首先，嘉兴别名叫“禾城”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。2023年嘉兴粮食播种面积232.03万亩，总产量100.28万吨，两项指标连续18年居全省首位。
除了粮食外，嘉兴还盛产经济作物、蔬果、猪牛羊和水产品。嘉兴粽子、嘉兴黑猪、海宁缸肉、平湖西瓜是远近闻名的特产。
2023年，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52.8亿元。而嘉兴的农业人口为205.5万，算下来，人均增加值为7436元。
纯农业收入，只是嘉兴农民收入的小头。嘉兴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、财产性收入和绩效分红。
所谓工资性收入，是指嘉兴农民在大农场、加工厂和文旅公司工作获得的工资。与中西部地区不同，嘉兴农村地区的产业非常丰富，除了大量农田外，还有很多农产品加工厂、农业实验室和农村文旅公司。
嘉兴市首创农业经济开发区模式，市、县两级均出台政策，对农开区建设给予最高9000万元扶持，并突出一二三产业联动开发，推动融合发展。
如今，嘉兴所有村集体年经常性收入均超160万元。村集体收入多了，农民每年靠分红拿到的“大红包”也更厚了，这增加了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，进一步为农民的钱包加“料”。2023年，嘉兴共有351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，总金额1.9亿元。
嘉兴还通过创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，帮助农民找到赚钱新门路。南湖区联丰村，是长三角市民的网红打卡点。该村村民徐荣龙经营着农家乐，刚开张时只有3张桌子，现在规模扩大了两倍多，每年收入起码有20万元。
除了这些收入外，部分有理财头脑的嘉兴农民，还会参与楼市、股市、债市的理财项目，增添了不少财产性收入。
在其他地区，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值钱。但在嘉兴湖州，情况是相反的。市民们都非常羡慕农民的生活，收入水平高、居住环境好、公共福利好。
怪不得有人说，嘉兴农民是全中国最幸福的农民。
浙江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
连片山区和农村地区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项。中国经济前三大省，广东、江苏和山东都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。
广东21个地市中，既有深圳这样富可敌国的国际都市，又有云浮这样的欠发达城市。
2023年，云浮居民恩格尔系数（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）为40.2%。而根据联合国的标准，50%～60%为温饱；40%～50%为小康；30%～40%属于相对富裕；20%～30%为富足；20%以下为极其富裕。
也就是说，云浮人的生活水平，还停留在小康阶段。据了解，云浮地区至今还有不少人住在破落的砖房里。
江苏和山东也有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。江苏丰县的“铁链女”事件，就能证明至今还存在农民太穷娶不起老婆的现象。山东沂蒙山区，至今还有不少人住在乱石堆砌的破房子里。
为什么只有浙江能够把山区和农村带起来？
首先，不管生于平原还是山区，无论长在城市还是农村，几乎所有浙江人都有逆天改命的决心。
有些地方的干部和农民，在思维和行动上有所倦怠，天天等着上级政府的拨款救济。但自尊心强的浙江人，不会有这种“等、靠、要”的思维，他们会走出大山，去外面闯荡，寻找一切机会，拼尽全力赚钱。不信的朋友，可以去看看《温州一家人》《鸡毛飞上天》。
其次，浙江人有敏锐的商业嗅觉，总能抓住行业风口和时代机遇。
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工业化的高潮期，衢州人和丽水人就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盖满了工厂，从皮革、纺织、食品、日用品等基础工业做起，赚了第一桶金。
中国加入WTO后，进出口贸易大行其道，浙江人就跟着老乡跑遍了全球市场，把长三角的产品，卖到了全世界。也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宁波-舟山港崛起为全球第一大港口。
房地产和互联网兴起后，浙江人一手炒房，一手搞电商和互联网，家族财富连续翻了好几倍。平原和山区各有分工，杭州市区崛起了1688、淘宝、天猫等电商平台，山多地少的桐庐则出现了配套的“快递帮”。
另外，浙江政府的协调能力也非常强，善于引导杭州、宁波等大城市的资金、技术和产能向衢州丽水等小城市转移。
在人口地理学上，中国有一条著名的“胡焕庸线”，由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，一侧人烟稀少，一侧人口密集，两侧在经济、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。
投射到浙江，也有一条类似的分割线——“清大线”，以杭州临安清凉峰镇为起点，到温州苍南大渔镇为终点的直线。线的东北侧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较好；线的西南侧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。
于是，浙江省政府就要求“清大线”东北侧的发达县市，帮扶西南侧的山区县市，积极实施“山海协作工程”。
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。如今，浙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缩小到1.9，地区居民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.58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8年位列各省区第一。
未来168配资，浙江还将继续谱写传奇，把山区和农村打造成“人间天堂”。
